规范儿童参与商业活动,国家立法该出手
来源:法制日报
原文链接: 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content/2019-06/04/content_78955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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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澎湃新闻报道了河南省黄河文化基金会涉嫌非法集资,多地办事处被立案调查一事。据报道,这家省级公募基金会在过去两年时间,因涉嫌非法公众存款且无法兑付,正在面临多重质疑,目前河南南阳市多个县已经对该基金会的相关办事处进行立案调查。
无独有偶,近日,《公益时报》记者收到一位微信网友“简出桥”先生的反馈,称其发现了一个与河南省黄河文化基金会运作形态颇为形似的公益项目,名曰“公益捐存”,项目隶属深圳市辽建友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辽建友基金会”)。
简出桥告诉《公益时报》记者,该基金会在微信公众号对其运作的“财智投资基金”公益捐存项目描述如下——基金会按照章程使用筹款项及其增值收益,并向捐赠人支付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存款利息,在投资周期结束后,捐赠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全额收回捐赠存款(捐存)的本金和存款利息。对照了之前媒体报道的河南省黄河文化基金会项目运作模式之后,简出桥认为辽建友基金会的“公益捐存”项目实质与其相同,已经涉嫌违法。
据公开资料显示,辽建友基金会由沈阳建筑大学校友陈志列倡议发起,属非公募基金会,成立已三年有余。这位简出桥先生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辽建友基金会对此事又是何回应?《公益时报》记者对此事进行了调查。
线索源自偶然
简出桥告诉《公益时报》记者,最初发现此事,要从他参与一次专业的公益网课讨论说起。
6月初,北京致诚社会组织矛盾调处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公益律师何国科专门针对公益行业人士发起了“基金会合规建设课程”系列公益网课,因为工作需要,简出桥也加入了该网课的学习,并成为相关微信群的成员之一。
某日,何国科在微信群与学员们探讨基金会公益项目合规问题,特别引用了不久前被媒体爆出的河南省黄河文化基金会非法吸储事件作为案例分享。没过两天,简出桥就在一次惯常的工作信息搜索中偶然发现了辽建友基金会及其大力宣传的“公益捐存”项目,且搜索结果令他颇为吃惊。
“我搜‘校友’、‘捐赠’等一些关键词,这个被称作‘公益捐存’项目的基金会页面就跳出来了,宣传语是‘存款做公益,有收益,多捐助,共发展’。我忽然就想起前几天何律师刚刚跟我们讲过的那个黄河文化基金会的运作模式,辽建友基金会现在搞的这个跟它实在是很相似啊!”简出桥告诉《公益时报》记者。
简出桥说,发现辽建友基金会“公益捐存”项目的可疑之处后,他随即尝试多种网络工具对该基金会所有的相关线索进行了整体梳理,对其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以及相关联机构和渠道都进行了深入了解,结果让他颇为吃惊。
“我在中国社会组织动态找到了这家基金会的基础登记信息,但在其官网、微信公众号以及慈善中国等渠道都没有找到其年检年报等方面的任何信息。但在深圳市民政主管部门披露的获得2018年度税前扣除资格的社会组织名单里,辽建友基金会的名字赫然在目。”
简出桥告诉记者,通过大量的信息汇总和整理,他对这家基金会的情况有了基本的判断。
“一家正常运作的基金会,势必要有常规的年检、年报信息。辽建友基金会从2015年11月拿到登记证书到现在快四年了,任何一个年度的年检年报都查不到,那至少说明一个问题:这家基金会的运营是极其不公开、不透明的。”简出桥说。
简出桥告诉记者,他之所以愿意向《公益时报》记者反映此事,就是出于一个公益从业者的责任和义务。近年来国内公益慈善行业发展迅猛的同时,社会公众对公益组织运营的公开透明也有了更高的要求。他和所有的公益同仁都抱着相同的期待,就是让公益行业更加专业透明、合法合规地运行,将那些虽冠以“公益”之名、却不行纯粹公益之事的阴霾驱散殆尽,还公益慈善以应有的纯净。
专业人士解读
按照简出桥的理解,辽建友基金会的“公益捐存”项目已超出规范内的公益项目操作,值得质疑。那么作为行业专业人士,当初“无心插柳”促成自己的学员简出桥发现此问题的北京致诚社会组织矛盾调处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公益律师何国科对此又持何种看法呢?
“从目前看到的材料来说,辽建友基金会推出的‘公益捐存’及其运作模式属于典型的‘银行吸储’模式,而非一种单纯的慈善公益活动。投入人,即是捐赠人,又是投资人,基金会给‘捐赠人’承诺返本付息,又开具捐赠票据,这样的操作,跟《慈善法》关于慈善捐赠无偿的规定直接相违背。此外,基金会也不能违反国家金融监管的规定,这样的操作涉嫌非法集资了。”何国科说。
就简出桥提出的“查不到该基金会年检年报等公开信息”等质疑,何国科表示,仅就表象而言,该基金会的运行在透明公开等社会公示方面做得显然很欠缺,可谓肉眼看得到的“硬伤”,至于是否通过年检年报,相信有关管理部门应该是心中有数的,否则也不可能拿到2018年度税前扣除资格,而且还进行了公示。
“作为一家成立已经三年多的基金会,难道不知道自己这种行为已经涉嫌违法吗?而且还将整个模式和内容宣传毫不避讳地予以公开?”《公益时报》记者问道。
何国科说:“如果是具备基本公益慈善法律常识的机构和专业人员,应该知道这样做已经涉嫌违法,但不知何故,该基金会竟然这样明目张胆的在自己的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和宣传,的确令人费解。”
何国科强调,辽建友基金会对其“财智投资基金”的项目介绍已经印证了该模式涉嫌违法——即:“基金会按照章程使用筹款项及其增值收益,并向捐赠人支付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存款利息,在投资周期结束后,捐赠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全额收回捐赠存款(捐存)的本金和存款利息。”
“如果了解一下河南省黄河文化基金会的运作模式你就会发现,该基金会的操作手法与辽建友基金会的情况本质上是一致的,唯一不同的是黄河文化基金会承诺给予捐赠人高额的收益,辽建友基金会承诺给予银行同等利息。但这也不能说明辽建友基金会在其中就没有获得高收益。假如银行利息是三到五个点,一些基金、信托等理财类收益则远远高于这个基数,有可能达到九到十个点。即便按照承诺给予捐赠人返点,依然有不小的利润空间,那这家基金会在里面可能得到的回报就显而易见了,当然基金会是不是如其宣传那样将收益用于慈善目的,这个就要看更多项目执行的材料了。”何国科说。
何国科希望通过《公益时报》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当这种所谓“公益捐存”发展到一定规模和程度,一旦投资的资金链发生断裂,将给基金会带来巨大的风险,甚至涉嫌犯罪,即便该基金会与金融机构达成了某种尚未公开的项目合作。
作为一家公益组织,从事慈善公益是其第一宗旨,进行投资理财是基于保值增值目的。基金会做项目,做理财也不能违背国家法律法规底线的要求。
涉事机构回应
为了进一步了解辽建友基金会“公益捐存”项目的运作现状和背景信息,《公益时报》记者拨通了该基金会公开发布的相关文件中显示的汇款查询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位男士,在向这位工作人员表明身份后,《公益时报》记者向其了解该机构的“公益捐存”项目运行情况,对话实录如下:
“我们基金会属于内部机构,捐赠人的公益捐存也只是从校友内部吸纳,不对外开展工作。你要是校友的话就走校友的渠道来捐赠。”这位工作人员如是说。
“你们对外发布的信息显示基金会已经完成了2019年的‘公益捐存’任务,募集金额达到了1600多万,是这样吗?”《公益时报》记者问道。
“说是这样说,那只是我们对外的一种宣传而已。”
“那目前这个项目的运行情况怎么样?”
“我们这个项目目前已经终止了。”
“您刚才不是说只要是校友就可以捐赠吗?”
“你不要问那么多,就是已经终止了。”
“从哪里可以看到这个项目已经终止的文件或者函件呢?”
“这个我们都不会发布的,因为我们本身属于内部的基金会嘛。”
《公益时报》记者提出希望跟该基金会秘书长闻冰做进一步交流,该工作人员表示“问谁都是一样的答案”。记者希望对方留下身份和姓名以便沟通,该工作人员说自己只是路过,顺手接个电话,始终没有透露自己的身份和姓名。
然而,截至记者发稿前,在辽建友基金会的微信公众号上,该项目的“认筹登记表”依然可以打开并正常填写和提交。其公号内发布的一个项目排行榜显示,截止到2019年1月25日24时,该项目已募集资金共计1615万元有余。
实际上,根据今年初辽建友教育基金会发布于沈阳建筑大学校友总会官网的一篇文章,财智基金2019年度认存到账1650万元。在去年12月25日,在财智三期开放认存前一天,发布于辽建友教育基金会微信公号的文章说,财智三期开始调整了投资收益分配比例,将存款人利息分配从之前的1.5%大幅度提高到4.5%,“已超过目前2376款银行理财产品4.31%的平均预期年化收益率”。
来自同一网站的信息显示,2019年3月13日,辽建友教育基金会2019第二届常务理事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制定了“保三争五”的年度目标,即今年基金募集规模确保3000万元、力争5000万元。消息称,“为达到这一目标,常务理事会议定了若干具体措施,包括:提高投资人收益比例、在扩大基金募集规模前提下增加向母校捐赠额度、增加基金运作透明度、扩大基金会宣传规模和力度等”。
桂某(原告)今年应该是69岁。她看起来是个和蔼的,说话慢条斯理的,思路也很清晰的一位老人。桂某是内蒙人,2004年她和文某(被告一)结婚。当时,双方都是再婚,也各自有儿女。再婚时,桂某把内蒙的所有财产都给一对儿女做好了分割,只身来到北京。
文某是北京怀柔区雁栖镇下庄村人,老伴去世后,2002年他和儿子小文(被告二)、女儿小红(被告三)对当时的家庭财产进行了分割,约定下庄村3号院归儿子所有,36号院归女儿所有。文某仍居住在3号院内。这里,也是桂某和文某再婚后一直居住的地方,也是,本案争议的标的所在。
再婚十年,2014年,桂某对文某提起了离婚诉讼。原因是“被告酗酒,屡屡殴打原告……被告在经济上封锁原告,原告的几百元养老金也被被告控制……”。据桂某在诉状中所说,真实原因是,他们所居住的下庄村拆迁在即,面对可能的巨大利益,被告父子三人伪造了一份2002年的财产分割协议,也就是上文所述的“3号院归儿子,36号院归女儿”,没有桂某什么事。夫妻双方因此争吵不休,桂某说,“已经没有任何感情可言了”……
怀柔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法庭判决双方离婚,但是对桂某诉求的位于3号院内的二楼的8间房屋并没有做出判决。
桂某认为,这八间房是夫妻婚后共同财产,自己理应获得一半。但,被告文家父子认为,这房子加盖桂某没出钱也没出力,而且这个院子早就分给儿子了,和后来者没有关系。
法院判决认为“二层八间房屋可能涉及张金龙的份额,故应先行对该院内二层八间房屋的使用权进行确认,再另行分割该房屋的使用权”。
据此,离婚后的桂某又一次提起了诉讼。这一次,她的诉求简单明确:8间房屋中的4间使用权归自己所有。但是,法院认为“针对此项诉讼请求已经实体审理,故本院驳回起诉”。
桂某不能接受法院的“一事不再理”,提起了上诉。也是在这个时候,她从朋友处得知了“北京老年维权服务工作站”,找到了我们。
“这八间房的使用权,到底文某和桂某婚后的,还是儿子小文的?并不明确。”公益律师了解了案情后认为,桂某的诉求“方向错了”,“如果执着于主张房屋使用权,很有可能法院还是不会支持。”
公益律师说,案件现在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果法院不支持桂某的诉求,案件结果很有可能是维持原判。而不管是什么结果,等待判决都是需要时间的,这么拖下去对当事人也没有好处。三中院法官也多次通过电话做桂某的工作,建议桂某撤回上诉,重新提起诉讼先把夫妻财产从家庭财产中析出来,再要求分割夫妻财产。一开始,桂某是不同意的,“这个房子怎么就不是自己的呢?凭什么呢?”她怎么都不同意。5月24日开庭当天,三中院两个法官都一致认为,此案案由存在问题,在婚后财产分割案件里无法审理家庭共同财产并分割,应先析产再分割财产。终于,桂某同意了法官的建议,同意撤回上诉,公益律师代理其办理了撤诉申请,准备变更案由和诉求后重新提起诉讼。
作为律师,怎样保障当事人的权益是首要,当事人有时候“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律师要知道如何拨开她眼前的乌云。
再次办理了法律援助手续,公益代理桂某以“分家析产纠纷”为由,将案件起诉至怀柔区人民法院,要求分割属于桂某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加盖的八间房屋及屋内财产的折价款6万中的3万元。并且,提交了从怀柔区人民法院调取的新证据:2006年加盖二层的包工头起诉要求文某支付拖欠工程款的民事判决书。考虑到我们是免费援助,并且桂某还是低保户,律师代理申请诉讼费减缓,本来近600元的诉讼费只先期交了100元。
同一件事,同一个标的,不变的原被告双方,仅仅因为案由不同,审判结果就会不同吗?
是的。
2016年7月26日,法院判决被告文某的儿子小文给付原告桂某财产折价款一万元。
事件为何峰回路转,缘何案由的不同,就会有如此不同的结果?
且听律师怎么说——
公益律师:
本案看起来是一起离婚及婚后财产分割的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但是,经过三次诉讼,四次审理,案由从离婚纠纷再到婚后财产分割最后到分家析产纠纷,案由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因案由直接与诉求以及是否能够得到支持直接相关,本案的焦点是农村宅基地上加盖二层房屋的权属及分割问题,但是因涉及到农村宅基地一层的基础上加盖的二层并没有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属于违法建筑,当事人对违法建筑不享有所有权,而法院保护的是当事人的合法财产,但是,当事人享有对违法建筑的建筑材料的所有权以及对违法建筑有事实状态上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能。考虑到要求对二层房屋使用权,在现实中不宜操作和执行,所以,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将案由确定为分家析产,要求加盖二层八间房屋的建筑材料及屋内财产折价款,最终法院认为,增建的二层八间房屋虽未经合法审批,该院落内房屋已经归属文某儿子小文,但文某和桂某二人进行了出资出力,且二人在该院落内经营旅馆多年并购置了相关财产及设施,在二人离婚案件中对此均未予以处理,故桂某应享有相关财产权利。法院根据实际情况酌情确定桂某应享有的财产权利,判决小文给付桂某财产折价款10000元。
2016年8月18日,在主办法官主持下,桂某顺利拿到了小文给付的财产折价款10000元。杜桂芳非常感谢公益律师为其提供的及时免费专业的法律援助,使其合法权益最终得到了依法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