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疫情在世界各国的肆虐，一些国家出现了向中国“索赔”“追责”的声音或举动。网上有种声音是各方共向中国“索赔”达到350万亿，我没有找到这一数字的依据。大概是美国有人提出“索赔”20万亿美元、印度有人提出“索赔”20万亿美元、英国有人提出“索赔”6.5万亿美元，加上澳大利亚等国一些人的提法，总共“索赔”大约有了50万亿美元，换算后就是大约350万亿人民币。这还只是目前提出的“索赔”数字，绝大多数国家主要精力还在防控病毒，一些国家也只是开启了“追责”中国的“窗口”。但不论是病毒短期内被遏制、还是继续肆虐，都可能有更多国家、组织或个人指责中国，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国“追责”。

据英国《每日快报》报道，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学会在一份报告中声称，“中国违反《国际卫生条例》，对新冠病毒扩散负有责任”，如果通过法律途径对中国提起诉讼，英国的索赔额可高达 3510亿英镑。

中国官方和民间都反复强调这些“索赔”“追责”毫无法律和事实依据，十分荒谬。但问题是，中国在疫情初期是否存在“隐瞒”的情况？是否因为“隐瞒”导致了疫情在世界各国的扩散？这个问题尖锐甚至血腥，但我们却不得不正视。如果真是因为中国的“故意隐瞒”导致了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即使根据主权豁免原则，中国不会承担法律赔偿的后果，但政治、经济的代价也会非常巨大。所以，我们不仅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反而应当以这个问题为基础，积极主动地开展更全面的战略研究。比如，对新冠病毒在全球的蔓延，中国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处于何种状况？世界卫生组织是否偏袒了中国？相关针对中国的诉讼以及国际控告结局会怎样？中国应该如何参与全球治理？疫情对全球治理带来了怎样的挑战？这些研究不仅关系到“国际追责”问题，也事关中国发展的命脉。

很多研究国际战略的专家已经敏锐地注意到，这次疫情将对世界格局带来重大影响，基辛格博士称：“这次抗击疫情的战争，会彻底改变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当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明显已经把“追责”中国作为其逃避责任、竞选连任的战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还忙于应对疫情，对此尚未有清晰的战略。中国认真分析自身在疫情发展初期的行为，不仅对中国、对世界在未来预防类似灾难有重大意义，对应对特朗普战略“甩锅”、促使其他国家科学理性认识中国在这次疫情中的作用都具有重大意义。

针对上述问题，我撰写了这篇长文，希望对国内外关注这些问题的人有所启发。

当前世界上一些国家出现了向中国“追责”“索赔”的声音，有的是单纯来自民间，有的是政府已经在表态，有的已经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有的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了申诉。

1、来自美国官方和民间的各种“追责”

3月13日,美国佛罗里达州“伯曼律师团队”向当地法院起诉中国，要求中国赔偿数十亿美元。

3月16日，美国共和党议员班克斯建议联邦政府用中国持有的1.08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抵消赔偿。共和党议员约什.霍利也建议美国政府以“新冠病毒”的名义起诉中国，停止偿还中国持有的1.1万亿美债本息。

 3月24日，美国参众两院引入议案，要求中国就隐瞒疫情等行为负责，并呼吁各国展开调査，量化疫情对各国的损失，展开向中国的索赔。

4月21日，美国密苏里州宣布要起诉中国。这是美国第一个以疫情为理由对中国提起民事诉讼的州，该州声称中国要对其“毁灭性的经济损失”给出现金赔偿，其主要理由是：其一，中国谎报国内疫情数据，造成密苏里州及居民在疫情中经济损失数百亿美元；其二，“指控”中国政府“囤积”口罩和其他个人防护装备，造成该州疫情加剧。

据CNN报道，美国密苏里州4月21日宣布要起诉中国，理由是宣称中国的疫情应对使该州蒙受巨大经济损失。

4月22日，继密苏里州之后，美国密西西比州总检察长也宣布将对中国提起诉讼，要求中国为新冠肺炎给该州带来的损失负责。这是美国第二个计划起诉中国的州。

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的表态应当引起重视，他4月30日和5月1日两次就向中国“追责”的问题发表讲话。根据媒体报道，在4月30日被问及是否会考虑让美国停止偿还债务，以作为惩罚北京的一种方式时，他说:“我可以采取不同的做法，目的相同，但金额更大，只要提高（对中国的）关税就可以。所以，我不必这样做。”5月1日他明确表示提高对中国的关税“当然是选项之一”

2、来自英国等国的民间“追责”

当前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明确提出向中国“追责”“索赔”的不仅是美国，英国等国家也提出了这一问题。

根据媒体报道，英国前副首相达米安.格林带领15名保守党成员，联名写信给首相约翰逊，希望政府通过国际法庭向中国追讨3510亿英镑的冠状病毒赔偿金。4月5日，英国《每日快报》称，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学会声称，因为中国隐瞒了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事实和确凿数据，最终导致病毒全球大范围传播，将代表西方七国集团起诉中国，要求每个中国人赔偿32921.57美元，合计6.5万亿美元，且未来可能还要追加赔偿金额。

3月25日，澳大利亚《每日电讯报》宣称，新冠疫情让澳大利亚平均每人都要花费5000澳元(约两万人民币)，中国对此负有“特殊责任”，所以这笔钱要由中国来付。按照澳大利亚现有人口2544万计算，这笔“赔偿金”达到了5088亿元人民帀。3月31日,澳大利亚议员克里斯滕森向议会提交议案。提议收回达尔文港和中国公司租用的农地，作为疫情的赔偿。

意大利是中国重点援助的国家，但即使在意大利，民间也出现了向中国“索赔”的举动。根据媒体报道，4月21日，意大利一家民间组织创立的“新冠疫情集体诉讼”网站正式上线，该组织负责人提出的理由是，中国在重大流行病疫情发生后“没有及时向世卫组织通报”，因此有明确责任。该组织立志要拿到50万人的签名，其自豪宣称“短短一天内就有数百人签名”，然后去美国进行集体诉讼，向中国政府索赔金额可能超过1000亿欧元（约合7658亿元人民币）。

3、来自印度、尼日利亚的民间“追责”

4月4日，印度国际司法协会和全印律师协会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申诉，要求中国赔偿20万亿美元，理由是秘密发展大规模杀伤性生物武器新冠病毒。

尼日利亚媒体4月27日报道，当地有律师团体向法院提起集体诉讼，就疫情造成的损失，对中国索偿2000亿美元。尼日利亚法律从业者联盟的检察官阿辛格发布声明，称法律专家小组提出了一个两阶段的行动方案：一、向尼日利亚最高法院提告；二、说服尼日利亚最高法院在国际法庭对中国提起国家诉讼。

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以后，中国人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在武汉爆发了。在2月的很多时间里，中国人自我隔离在家中，不仅有震惊、疑问，也有愤怒。为什么这种严重的传染病没有能够及早发现并及时预防？我在1月25日微信上转发了网络文章《不缺顶尖专家、有SARS前车之鉴，为何武汉仍然每一步都走晚了》，2月9日转发了中国新闻周刊的文章《武汉错过黄金防控期》，并标注简短评论，“钟院士去以前，已经去了两次专家组。那为什么还是今天这种局面？我现在深刻理解了‘官僚主义害死人’的意思”。3月10日，我在微信上转发了《人物》杂志文章《“发哨子”的武汉中心医院女医生：约谈打击非常大，整个人都垮了》，3月11日再次转发该文章并标注简短评论，“这篇文章只是真实地介绍了一家医院僵化的管理体系，导致全国付出惨重代价，其中引发我们对正义、渎职、人性、灾难等诸多思考”。

随着中国境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人们了解到越来越多抗击疫情的事实和细节。站在事后客观的立场看，尽管我非常理解自己以及很多人当时的情绪，但有些看法发生了重大转变。必须承认的是，当时的一些看法失之偏颇。当前一些国家以及国外的很多人认为中国早期瞒报，中国政府为此要承担责任。从法律人的视角看，中国早期是否瞒报？中国是否应当为早期的“延误”承担责任？如何看待中国早期的作为？这不仅对国际社会理解中国或者说是否“追责”中国有意义，也对中国政府以及人民如何理解这个过程有重大意义。

1、中国武汉发现“不明肺炎”

根据现有资料来看，武汉最早发现这种肺炎病例应该在12月初。1月26日武汉市委、市政府官方“武汉发布”回答网友提问时介绍，根据查询信息系统，武汉市登记报告最早的新冠肺炎患者为陈某，发病时间为2019年12月8日，经医院抢救后痊愈出院。

社会广泛关注的“吹哨人”李文亮和“送哨人”艾芬事件发生在12月30日。在12月30日下午4点钟以后，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把一份病人检查报告发给同学和本科室医生微信群里，并特意在“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这一排字上画了个红圈，以示提醒。当天晚上这份检查报告在一定范围内传播，包括李文亮医生也转发了这份报告。这是大量媒体报道的在疫情早期吹响的“哨子”。

但后来根据多家媒体报道，从医学角度最早重视这种“不明肺炎”并推动湖北启动预防机制的是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张继先医生。媒体报道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调查报告对张医生接诊病例的时间、病人数略有区别。根据媒体报道，12月26日张医生接诊4例肺炎患者，并在27日向医院做了汇报。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调查报告，12月27日，张医生接诊3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并向医院做了报告。这些信息来源都确认的事实是：12月27日湖北中西医结合医院向武汉江汉区或者武汉市疾控中心做了汇报。根据当前各种信息，这是中国医生最早向政府发出的明确预警。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调查报告介绍的信息，武汉市疾控中心接到报告当天就安排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和检测。

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12月28、29日张医生又收治了3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报告是4例）类似病例。在张医生建议下，医院在12月29日下午1点多组织了专家会诊，后来直接向湖北省卫健委和疾控部门做了汇报。接到报告后，湖北省及武汉市卫健委立即委派武汉市疾控中心、金银潭医院和江汉区疾控中心对7名患者开展流行病调研。金银潭医院是专门收治传染病病人的医院，当天晚上就接走了6名病人。12月29日是周日，湖北及武汉卫健系统能够在接到报告后及时作出反应，市、区疾控中心当天就到医院开展调研，当天就安排专科医院接走6名病人进行救助，这些工作都应该得到充分肯定。

在第二天也就是12月30日下午3点多、6点多，武汉市卫健委在系统内先后下发了《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两份内部通知，要求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全面开展华南海鲜市场相关肺炎病例搜索和回顾性调查。在传染病情况不明的情况下，武汉卫健委不可能就这项工作大张旗鼓地公开调研，及时发出内部紧急通知并对工作进行部署也是应该肯定的。

12月31日下午1点多，武汉市卫健委发布公开通报。根据该通报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当地卫健系统的反应是快速的。最早一份内部紧急通知是在12月30日下午3点多发出，到12月31日下午1点多这份通报公开发出，中间不到24小时。在这不到24小时内，武汉官方确认发现了27例病例。其次，对工作进行了紧急部署，该通报指出：“所有病例均已隔离治疗，密切接触者的追踪调查和医学观察正在进行中，对华南海鲜城的卫生学调查和环境卫生处置正在进行中。”最后，当时对这种病毒缺乏了解，只称其为“病毒性肺炎”，重点提醒了对“病毒性肺炎”的预防，其中一个临床观察的结论是，“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依据对当时已有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当地卫健委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应该是恰当的。

从现有媒体报道的信息看，武汉卫健系统确实对12月8日到12月31日之间武汉其他医院所发生的20例病例重视不够，但并没有当时武汉官方对此隐瞒不报的有力证据，“重视不够”与“故意隐瞒”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在湖北省卫健委12月29日下午接到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汇报后，到12月31日下午两天多时间，湖北以及武汉官方不仅没有隐瞒，而且工作是高效的、举措是恰当的。到12月31日，在武汉境内确诊了27例病例，并针对这27例病例及时采取了隔离治疗以及对密切接触者的追踪调查和医学观察工作，可以说比较有效地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工作，遏制了病毒的扩散。

2、中国专家最终确诊病毒的危害

媒体对第一批专家组开展工作情况报道不多。可以确认的是，国家卫健委在得知湖北武汉于12月30日所发出的内部紧急通知后，12月31日凌晨就作出安排部署，派出了第一批专家组赶赴武汉市，开展现场调查。这种反应是快速的。

1月9日，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检测结果初步评估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建国宣布，对武汉这些病例的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可以看出的是，中国专家深化了对这种病毒的认识，初步确认了这是新型冠状病毒，但显然并未准确认识这种病毒的危害。

2、3月份中国民间更多关注的是钟南山院士、李兰娟院士、高福院士的工作，大家对上述院士有褒有贬。从证据的角度而言，我认为现在最值得研究的是北大医院王广发的言论。他是北大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是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二批专家组成员，亲自参加过防控广东新发SARS、禽流感、云南鼠疫等重大防疫工作，经验丰富，应该代表了中国国内目前在这个领域一个较高的水平。他1月8日到武汉，1月10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整体疫情“可防可控”，后来他因为这一观点受到社会广泛批评。但是，后来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的话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他说，“但是对于‘人传人’，我们专家组始终是一种困惑状态。”“我估计，那段时间是疫情的一个隐匿的发展时期，从现在看，当时可能已经有社区感染了。”“我们要讲科学，也不能毫无根据地发出错误的信息。”“从科学的角度认识，我们当时确实说不清楚有没有人传人”。

王广发在自己的微博上解释自己如何被感染的过程，以及疫情到底是否可防可控。

王广发医生是第二批专家组的成员，第二批专家组16日才离开湖北。王广发医生不仅看了材料，也去了医院，接触了医生。在接受采访时他说，“大家分成好几个组，任务不同。我在医疗救治组，重点关注病人的救治问题，每天很忙，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也是有的。”应该说专家组认真开展了工作。从王广发医生后来接受采访的讲话得出的结论是：即使到1月中旬，这些代表了中国医疗领域很高水准的专家，仍然对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危害并不清楚，他们对是否“人传人”仍然是一种困惑的状态。

在1月中旬发生的一起典型“人传人”案例，应该是一个标志性的案例，最终引起了湖北党政领导以及专家对新冠病毒危害性的认识。1月21日武汉市市长周先旺接受央视采访时解释因为“脑神经外科忽视了这位病人入院之前有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问题而导致1名医生、13名护士被感染。但当时的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绝不存在‘忽视’一说！”该手术是在2020年1月7日进行的，“手术前，医护人员未发现其有任何呼吸道症状，‘有吸烟史，肺部有炎症或肺纹理增粗是正常的’，因此，几乎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要对病人隔离，给医护人员上气管切开和气管插管才需要的三级防护。”这个案例能够说明的是，当时湖北医学界甚至来自国家的专家组都对这个病毒的危害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当时这个病人毫无肺炎症状，医生们并未意识到新冠肺炎潜伏期依然具有极强的传染性，所以他们并未采取有效的防护传染病措施。这个病人在手术后3天才出现了肺部感染，1月15日也就是手术8天后才被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第二批专家组在15日结束工作，也就是其结束工作之前这个病人并未确诊新冠病毒，相关被感染的医生和护士也并未确诊。所以，第二批专家组不可能根据这起典型的“人传人”病例发现该病毒的危害。

根据上述可以确认的事实是，尽管在12月31日湖北卫健系统就确认了27例“病毒性肺炎”病例，后来也确认了这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但对这种病毒危害的认识却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对于在1月中旬仍然“困惑”的王广发医生，我们不仅不应苛责、嘲笑，他能不惧风险、深入中国各种传染病防治的前线，我们要对他表示应有的敬意。世界每天都有大量病人在接受治疗，有的最终治愈康复了，有的医生尽力但病人最终死去了，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应该对那些努力工作的医生们怀有敬意。

我曾经在微信上转载文章《钟南山院士已鞠躬尽瘁》，在简短评论中我标注，“这才是民族的脊梁！为他老人家祈福！”钟院士等第三批专家组成员是18日到的武汉，19日在武汉开始调研，当时疫情已经进一步发展，上述典型案例应该已经进入专家们研究的视野。正是在这种疫情进一步发展、有了更多证据的基础上，19日下午第三批专家组开会达成共识，也就是20日钟南山院士向国家汇报和接受媒体采访时得出的结论：“现在可以说，肯定有人传人现象。”从理性、科学、发展的角度，从武汉早期“没有明显人传人的证据”、“不排除有限人传人”到后来钟南山院士等专家明确“肯定人传人”，恰恰符合人类认识自然、认识这种新型传染病危害的规律。不能因为后来我们明确了这种传染病的严重危害以及传播规律，就批评早期的专家们无能。事后已经证明，这是一种非常狡猾、善于隐蔽的病毒，在早期并未有很多病例的情况下，中国医学专家们得出当时的结论，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中国专家们认识、研究这种病毒的大约20天时间里，病毒扩散了。如果专家们具备先知先觉的神力，那么这种悲剧不应该发生。但专家们也都是人，他们也只能依靠更多的证据来得出结论。正如后来广受争议的1月29日中国疾控中心领衔发表的那篇论文。该论文提出，自2019年12月中旬以来，密切接触者之间已经发生了人际传播，1月1日-1月11日，共有7位医务人员感染。很多人据此指责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知情不报、隐瞒病情。但正如高福院士在后来接受采访时所说，这篇论文是在回顾分析了截至2020年1月22日已报告的425名确诊病例基础上，往回推测得出的结论。

3、中国政府对病毒的快速反应

从艾芬医生的自述可以看出武汉中心医院领导官僚主义严重、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在疫情危害不明的情况下，湖北、武汉官方应该更加谨慎，不应该再举办“万家宴”和春节团派会的文艺演出。但问题是，湖北、武汉是否存在法律意义上的“瞒报”？中国政府是否延误了对这种病毒的防治？

尽管无法见到第一次专家组的调研报告，也无法确切得知第一次专家组的关键结论，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第一次专家组并未预见到这种病毒的严重危害，也没有能够对当地政府和国家卫健委给出足够的预警。相信正是这种不确定状态，1月11日武汉卫健委通报确诊患者共41例，并有1例死亡，并再次重申：“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国家医疗专家组专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王广发医生也在同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武汉的情况“可防可控”。

根据上述事实还要确认的是，当时医学专家都在“困惑”，那湖北、武汉的主要官员们呢？如果第一批、第二批专家组已经明确这是一种高风险的传染病，如果那时专家们已经认识到这种传染病后来发现的严重危害并清晰地告诉了湖北省、武汉市的党政领导，但当地领导还是敷衍塞责，那对他们如何追责都不为过。但问题是，如果来自国家的医学专家们还都在困惑，那让这些党政领导干部们如何认识这种病毒的危害呢？如果不了解这种病毒的危害，政府又如何能够大张旗鼓地开展防治工作呢？即使到今天，新型冠状病毒的危害都已经非常明了的情况下，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们还在为是否封城、隔离等措施争论不休，这些领导人要综合考虑恢复经济以及疫情防控等更多问题，那在早期病毒危害并不明了的情况下，又如何让湖北以及武汉的党政领导们作出科学的决策呢？

从中国中央政府的角度，为了尽快研究、明确这种病毒的危害，国家卫健委从12月31日到1月18日密集派出三批专家组。第二批专家组1月16日从湖北离开，第三批专家组1月18日就到达武汉。这体现了中国中央政府高度负责的态度。在1月19日下午第三批专家组明确这种传染病的危害后，当天晚上就安排各位专家回到北京，到北京时已经晚上10点多。国家卫健委在19日夜里召开紧急会议到凌晨一点多。要提出的是，1月18日、19日分别是周六和周日，也就是说这个周末的两天时间，中国这些顶尖的医学专家和国家卫健委的官员们都在夜以继日地工作。

根据媒体的报道，20日中国高效启动了疫情防控工作。早晨8:30钟南山、李兰娟两位院士就向孙春兰副总理汇报；上午国务院常务会议临时增加一个议程，听取两位院士的建议，并就全面防控疫情作出部署；下午孙春兰主持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向全国部署防控工作；国家卫健委发布公告，将新冠肺炎纳入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防控措施，将新冠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规定的检疫传染病管理。可以说，在中国医学专家们明确这种传染病严重危害后的第二天，也就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当面听取专家汇报的当天，中国就开启了全面防控疫情的战斗。经常在想，世界上都有哪些国家能有这种效率？

在讨论这段人类抗击新冠病毒的历史时，我们要记得1月20日是个特殊的日子，这是人类针对这种病毒全面开战的日子。但遗憾的是，在互联网已经高度发达、信息在全球传播已经如此便捷的时代，在同一个地球上，有的地方战火纷飞，有的地方依然歌舞升平。人类并未形成抗击疫情的合力，病毒于是对人类造成了更大伤害。

1、中国疫情缓解

1月20日中国启动全面抗击疫情的战争，国家开始对全面疫情防控作出部署。1月21日，国家卫健委开始每日在官方网站、政务新媒体平台发布前一天的疫情情况；1月23日，湖北对武汉实施“封城”管理，武汉暂时关闭机场、火车站等离汉通道，当天起中国全国口岸对所有出境疑似病例均实施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1月25日，中国海关总署启动实施出境健康申报，要求所有出境人员向海关卫生检疫部门进行健康申报，如实填报个人健康状况和旅行史等。

1月23日，武汉封城，网友称此举为“壮士断腕”。

1月20日在中国全面启动疫情防控的时候，全国确诊病例只有291例，到1月31日全国确诊病例超过1万例、达到11791例，1月31日比30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首次超过2000例，达到2102例。

2月份是中国疫情最惨烈的时候。2月1日全国确诊病例达到14380例，到2月29日全国确诊病例达到79824例，接近8万例，29天时间平均日增超过2256例。其中2月12日单日新增病例达到最高，主要是将湖北省报告的13332例临床诊断病例纳入确诊病例统计,这样当天新增确诊病例达到15152例。

到3月1日，也就是全国抗疫42天的时候，中国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当日新增202例确诊病例，比2月29日的新增573例减少了371例。到3月11日也就是52天的时候，当日新增15例，其中海外输入病例有6例，中国境内确诊病例9例，其中8例发生在湖北，发生在湖北以外的中国境内确诊病例只有1例。

在上述52天时间里，中国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疫情防控措施。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指挥，各级政府官员全面投入；中央政府迅速在全国组织4万医护人员驰援湖北；实施完全的免费检测及治疗政策；追踪每个病例及密切接触者；实施严格的隔离政策，不仅“封城”武汉，后来所有与确诊病人有过密切接触的人都要实施集中隔离；越来越多的城市和乡村居民开始居家隔离；外出必须佩戴口罩。在这52天时间里，中国人民尤其是武汉人民作出了巨大牺牲，不仅涌现出大量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每个普通人也都作出了贡献。

封城期间，全国人民众志成城，举国上下涌现出大量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1月24日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外方组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艾尔沃德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动情地说，“我们要认识到武汉人民所做的贡献，世界欠你们的。当这场疫情过去，希望有机会代表世界再一次感谢武汉人民，我知道在这次疫情过程中，中国人民奉献很多。”根据媒体报道，这段话让现场的女翻译几度哽咽。

中国从3月28日开始，暂时停止外国人持目前有效来华签证和居留许可入境，这标志着中国疫情进入“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新阶段。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当地时间4月5日发布报告，认为中国疫情已经由“遏制阶段”（containment phase）进入到“缓疫阶段”（mitigation stage）。我认为， 3月11日这个时间还是最有标志性，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大流行”，中国疫情进入“缓解阶段”，中国以及中国以外的国家疫情发展进入相反的轨道。

 2、世界疫情爆发

中国在1月20日开启了全面抗疫的战争、1月23日对武汉“封城”，世界卫生组织在1月30日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正式向全球拉响疫情警报。2月成为中国疫情发展最惨烈的一个月，遗憾的是，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并未有效利用中国确诊疫情危害、全面抗疫所争取的时间。

正如在4月13日美国白宫疫情发布会上出现的激烈争论，记者一再质问特朗普，在2月份，美国到底“都干啥了？”特朗普只是在强调1月所采取的措施，无法回答2月份美国的措施。在记者反复追问下，特朗普恼羞成怒，怒斥记者“你们都是假新闻”！

时间13日，在美国白宫疫情发布会上，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就应对疫情迟缓的问题追问总统特朗普“在二月做了什么？是否浪费了二月的时间？”特朗普被问得不耐烦后，生气地说道：“我们做了超多”，并怒斥记者“你们都是假新闻！”

世界疫情的发展证明了上述记者质问特朗普的恰是问题的关键。1月30日晚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进入“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在中国境外只确诊了82例病例，无死亡病例，当时美国还只有5例确诊病例。要强调的是，由于西方国家当时普遍没有实行“应检尽检”，所以当时的确诊病例应该比这一数字要高，但毕竟总体感染病人还比较少，处于疫情发展的初期，如果采取有效防控措施，完全可以控制病毒蔓延。

遗憾的是，2月份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对疫情防控并未采取有效措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截至3月1日上午10时，中国境外58个国家共报告7169例确诊病例，死亡病例104例，当时疫情最严重的是韩国、意大利、伊朗和日本，法国、德国、新加坡病例刚刚超过100例，美国确诊病例才有77例。但从后来的数据看，当时疫情显然已经在世界很多国家尤其是美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蔓延开来。

到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构成“全球大流行”时，根据世卫组织每日疫情报告显示，中国以外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4596例，达到37371例；中国以外死亡病例较前一日增加258例，达到1130例。正如总干事谭德赛所说，过去两周中国以外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增长了13倍，“机会窗口”正在关闭，世界各国面临着疫情防控的严峻局面。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5月3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根据美国东部时间3日19时（北京时间4日7时）查询到的数据，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达到超过350万例，死亡病例为247107例，其中美国累计确诊超过115万例，死亡67451例。

3、为什么世界各国疫情如此严重？

新冠病毒疫情在世界真正爆发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到全球以及国家治理体制、文化习俗等各个方面。但首要的原因是，西方社会从战略上就忽视了这个病毒，初期认为这是“中国的传染病”、最多是亚裔人的传染病。以致3月24日，日本财务相麻生太郎在会议上公开吐槽，某些欧洲国家此前对新冠肺炎疫情反应冷淡，无人响应日本的支援提议，他形容对方“一点反应都没有”，麻生还提到某些国家的代表认为“那是黄种人的病，不是我们的病”。直率的美国纽约州州长科莫公开承认了当时西方社会的一种心态，他在3月31日的电视讲话中说，“病毒在中国的时候，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以为这病毒只攻击亚裔系统。”

抛开复杂的国家治理体制等因素，我们只从一个最简单的措施来看世界各国预防病毒的举措。中国的经验已经证明，佩戴口罩是预防病毒传播的有效手段，这是常识、是科学，不仅在中国抗疫过程中被广大民众普遍接受，也确实对战胜病毒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就是这样的常识，在欧美国家接受起来却非常困难。

2月26日，意大利力量党议员马特奥因为戴着口罩进入议会受到攻击，有人指责他在议会上戴口罩会加剧人们的焦虑和恐慌情绪，以至他发言后愤怒地摔了话筒。

马特奥因为戴着口罩进入议会受到攻击后，无奈回应“疯了 真的疯了！”

3月2日，瑞士人民党议员布洛赫尔在出席联邦委员会会议时，因坚持戴口罩被逐出议会大厅。

3月17日，3名亚裔女子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超市内买菜时，因为戴口罩被赶出了超市。

疫情对人类的攻击日益疯狂，这促使欧美国家不得不正视佩戴口罩的问题。3月30日，奥地利政府宣布强化防疫措施，根据新规定，奥地利从4月1日起在超市门口发放口罩，民众进入超市购物时必须戴口罩。奥地利总理库尔茨表示，奥地利是西欧第一个要求民众戴口罩的国家。但直到3月30日，美国确诊病例已经达到14万多，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还表示普通人没有必要戴口罩。

美国的情况在3月31日才有变化，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表示，正考虑建议普通民众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特朗普也说，正在考虑推广民众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到了4月3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娅通过社交媒体呼吁人们佩戴口罩，总统特朗普在当天宣布美国疾控中心的最新防疫指南时，建议民众可自愿佩戴口罩，但他仍然顽固地表示，自己不准备戴口罩。

在1月23日武汉“封城”后，欧美很多媒体都在批评中国做法是“侵犯人权”“反应过度”，尤其是交通管制和卫生隔离限制了人们的行动自由。但中国的经验证明了这种隔离以阻断疫情蔓延的必要性。遗憾的是，很多国家迟迟不采取有效的隔离政策，以致放任了病毒的扩散。即使面对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进入“全球大流行”这种最高级别的警报，3月12日，英国首相约翰逊仍然宣布了引发广受争议的“群体免疫”计划，同一天特朗普还在讲：“与其他地方相比，我们的情况非常好。”

还有一个令人尴尬的现象是，这次西方社会的媒体以及很多国家决策者的关注点都被中国民间的个别声音带偏了方向。在中国社会有时会有两个舆论场，一个是主流媒体的，主要代表党和政府的声音；一个是近些年来快速发展的自媒体，主要是在互联网上，更多反映民间舆情。两个舆论场的互动是个复杂的过程，但西方舆论往往更关注中国的民间舆情，认为民间舆情更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现实。有时候是这样，但有时候就不是这样。这次疫情期间中国民间舆情更多反映的是自我隔离在家的中国人情绪。不论李文亮、艾芬还是每天坚持写日记的作家方方，反映的都是疫情初期以及后来发展过程中一个很小的角度，主流媒体介绍的才是中国抗击疫情的全貌以及具体举措。换句话说，这时西方社会应该关注的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主流媒体的报道，而不是民间舆情。遗憾的是，在中国抗击疫情的战争中，西方社会依然在重点关注中国的民间舆情，以致忽视了这种病毒的危害和中国抗击疫情的进程以及经验。当时中国很多人的情绪是真实的，就如同今天欧美社会民间的很多不满。由于疫情给人们工作和生活带来的重大影响，这种不满情绪是正常的，但对预防和控制疫情，只关注这种情绪就很容易被误导。

从1月20日中国宣布全国抗疫以来，不仅中国，世界卫生组织也处于国际舆论“风暴”的中心。在这次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中，中国是否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分享了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是否帮助中国隐瞒了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是否发挥了恰当的作用？这些都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热点问题。

1、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堪称完美的合作

从现有证据来看，中国这次不仅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分享了信息，而且整个过程堪称成员国与国际组织合作的典范。

1月3日，中国还并未完全理解这次传染病危害，当时只是称其为“不明肺炎”，就开始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了疫情信息。

1月9日，中国专家初步判定这次传染的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在当天就及时把这种初步进展分享给世界卫生组织。

1月9日，中国专家初步判定这次传染的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

1月10日，中国公布了新冠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之后，中国疾控中心在当天就将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引物探针序列信息通报世界卫生组织；1月12日中国就向世界卫生组织正式提交了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在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GISAID）发布，全球实现了信息共享。

1月20日至21日中国安排世界卫生组织代表团对武汉进行了现场考察。可以明确的是，考察发生在1月20日到21日，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敲定这次考察的时间一定是在1月20日以前。1月20日中国政府才最终确定这次病毒的严重危害并启动全国防控行动，也就是说在中国政府还并不非常清楚病毒危害等情况的背景下，就同意并积极安排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到湖北考察，充分体现了中国公开、透明的态度。

在2月份中国疫情肆虐的时候，2月16日-2月24日，中国再次安排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组成的联合专家考察组，在北京、广东、四川和湖北武汉进行调研。这次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来自世界多个国家，其中包括2名来自美国的专家。这再次体现了中国公开透明的态度。

在这种始终积极有效的合作过程中，世界卫生组织理所应当对中国的所作所为给予正面评价。所以直到现在，不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还是其他专家，都对中国在抗疫过程中的表现给予高度评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中国赢得赞誉实至名归”，“我已经多次称赞中国，我还会继续这么做。”

2月15日，谭德塞在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中国采取的措施为世界争取了时间。

2、世界卫生组织的努力与无奈

12月31日，武汉卫健委就当时发生的“不明原因肺炎”公开发布了通报，世卫组织也很快获得这一信息。第二天也就是元旦，世卫组织要求中国提供更多信息，并在1月2日将相关信息通知了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疫情警报反应网络)。

在1月3日、5日陆续接到中国通报的信息后，1月5日世界卫生组织就首次向世界各国正式通报了发生在中国武汉的这种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并建议所有会员国和《国际卫生条例》对口单位采取预防措施以减少急性呼吸道感染风险。

1月9日，在接到中国初步确认这次传染的病原体是新冠病毒的通报后，世界卫生组织就在网站上公开发布了关于中国武汉聚集性肺炎病例的声明。

1月30日晚，主要基于中国感染者数量增加、多个国家都出现疫情两个事实，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向全球拉响疫情警报。

但世卫的警报显然被很多国家漠视了。正如谭德塞后来在接受采访时无奈地表示：“世界卫生组织没有任何强制力来要求各国政府执行我们的建议，这取决于各国政府是否接受或拒绝这些建议，但我们的建议是基于最有力的科学研究和事实证据。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大家也许记得1月30日，我们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宣布了最高级别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组织可以依照《国际卫生条例》发布最高级别预警，正如我们在1月30日做的那样。大家也许记得，在当时中国境外只有82例确诊病例，拉丁美洲无确诊病例，非洲零病例，欧洲只有10例病例，中国以外地区尚未出现死亡病例，一例都没有。所以，各国政府当时本应认真听取世卫组织建议，各国当时本可以立刻启动它们所有的公共卫生措施，我认为这足以说明听取世卫组织建议有多重要。而后我们建议各国政府实施全面公共卫生措施，我们当时建议各国要追踪、测试、隔离每一例病例，以及追踪密切接触者等等。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当时听取了世卫组织建议的国家，现在的情况比其他国家要更乐观，这就是事实。”

3月11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目前全球114个国家出现超11.8万例确诊病例，共4291人因此丧生，为此宣布新冠肺炎构成“全球大流行”。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全球大流行”的主要因素应当已经不是中国。中国当时确诊病例虽然超过8万例，但经过52天的抗疫斗争，中国3月11日比前一天新增确诊病例只有15例，新增确诊病例已经连续6天只有两位数，相比2月份平均每天超过两千例的确诊病例，中国已经成功遏制了病毒的肆虐。但世界的局势令人担忧，根据世卫组织每日疫情报告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3月11日10时（北京时间11日17时），中国以外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4596例，总数达到37371例；中国以外死亡病例较前一日增加258例，达到1130例。

3月11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宣布新冠肺炎具备“全球大流行”特征。

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及时通报了信息、及时拉响了全球防控疫情的警报、及时提出了各种有效的指导意见，但这些努力被忽视，新冠病毒在全球爆发了。

3、世界卫生组织成为美国“甩锅”的目标

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4日宣布，美国暂停向世卫组织缴纳会费，并要求对世卫组织在疫情中的行为问责。国务卿蓬佩奥23日称，美国可能永远不会恢复向世卫组织缴纳会费，甚至不排除组建替代机构。4月13日，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约翰逊宣布，将有调查小组对包括新冠病毒起源、美国政府的回应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角色等进行调查。4月14日，调查工作组组长托德和7名议员发函给谭德塞，要求配合调查。

世界卫生组织是国际政府间组织，其主要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国际卫生条例》和有关世卫组织法律文件等框架开展工作，不受个别国家的干预。从国际法的角度，作为世界卫生领域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应当是有权对美国防控疫情的情况进行调查，而不是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进行调查。世界卫生组织高度评价了中方在抗疫过程中的表现，美国疫情“失控”，这两个因素都促使美国把世界卫生组织当作攻击的重要目标。如同在诉讼中败诉了的当事人，不是反思自己的过错，而是反过头来指责法院，并要对法院审判情况进行调查。这确实是赤裸裸的霸权行径。

更为严重的是，当前世界各国正处于与病毒的战争中，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世界各国应当集中精力击败病毒。特朗普政府这种“甩锅”世界卫生组织的行为明显成为人类与病毒战争的“内讧”，严重消弱了人类战胜疫情的力量。但值得欣慰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保持了清醒，不仅“77国集团和中国”、不结盟运动所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就连法国、德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

我曾经向一位美国朋友直率地表示，美国在最需要一位强有力总统的时候，却是历史上最差的总统在执政，这不仅导致美国付出了惨重的经济和生命代价，也制造了混乱，削弱了人类抗击病毒的力量。

1、特朗普是“最不可信”的总统

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报道，根据一家美国数据库做出的精确统计，截止到2018年10月30日，特朗普担任总统649天，在发表的各类演讲中共计说谎话6420次。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在4月9日报道说，在过去3个星期的时间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至少说了50次虚假或者误导性的谎言，其中有些涉及新冠疫情的谎言十分危险。

特朗普认为美国完全可以防控这种病毒。他在1月22日电视节目里表示对疫情的乐观态度：“我们完全控制了它（COVID-19），我们可以控制住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1月30日，特朗普又说：“我认为我们已经很好地控制了它”。1月31日他在演讲中向美国人保证这种新型冠状病毒不会扩散，称这将“对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结局……我可以向你保证” 。

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中表示“新冠病毒有一天会奇迹般地消失”。

特朗普认为病毒会随着气温升高而消失。2月10日特朗普说：“我们的情况很好，你知道，很多人认为它会在4月因天气炎热而死亡。我们的情况，很好！”特朗普还在公共聚会上说：“从理论上讲，看起来到4月，天气变暖，它会奇迹般地消失，我希望那是真的。”3月6日这天，特朗普还信誓旦旦的说：“冷静，病毒会自己消失的。”

特朗普一直认为这是普通的流感，在2月26日他说，美国人感染风险很低。3月9日，特朗普说：“去年，有37000个美国人死于普通流感。平均每年因流感死的人有2.7万到7万。生活和经济仍在继续，没有停滞。目前我们新冠病毒确诊546例，其中22人死亡。好好想想吧！”3月11日，特朗普还称：“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感染风险都非常非常低。”

特朗普毫不负责、满嘴谎言的讲话风格严重误导了美国人民，延误了对新冠病毒的防控，让美国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特朗普是“最能甩锅”的总统

在疫情的早期，特朗普并不认为疫情将对美国构成威胁。针对媒体以及美国民主党的呼吁，他认为这是民主党的阴谋和媒体对他的攻击。在2月28日他公开称，现在民主党人正在将病毒政治化，你知道吗？这是他们的骗局。

CNN在4月21日刊发《特朗普多次称赞中国应对新冠疫情》一文，梳理了自今年1月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特朗普至少30多次称赞中国“透明”“积极”的抗疫举措。其中在1月24日中国疫情爆发的初期，特朗普在推特上说：“中国一直在努力遏制冠状病毒。美国高度赞赏他们的努力和透明。”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大流行”后，3月13日在白宫冠状病毒简报会上，特朗普被问到：“你认为中国分享的数据有帮助吗？”他说：“我认为是有帮助的。我们一直在与中国密切合作。”即使到3月27日，特朗普在推特上还说：“我刚刚与习主席进行了非常好的交谈，详细讨论了肆虐地球大部分地区的冠状病毒。中国已经经历了很多，对这种病毒有了深刻的理解。我们正在密切合作。敬佩！”但由于美国疫情日益严重，民众对美国政府的指责日益增多，特朗普总统开始“甩锅”了。到了4月份，他对中国开始频繁指责批评。根据媒体4月14日的报道，在特朗普的一次募款活动中，竟然公开说明募款的用途是就中国在疫情上所谓的“谎言”追责。

5月1日，特朗普在推特上对美国全国广播电视台（NBC）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提出尖锐批评，他说，“NBC和假新闻CNN不厌其烦地介绍关于中国的伟大事情，他们是想到中国做生意的中国傀儡，他们使用美国的电视频率帮助中国，人民公敌！”

到了美国东部时间4月14日晚6时，全美共报告新冠肺炎确诊602989例，首次突破六十万大关，居世界首位；死亡25575例，也为全球最高。面对疫情这种严峻的形势，特朗普总统再次甩锅，当天他宣布，由于世卫组织在处理新冠疫情上不力，美国暂停向世卫组织拨款。

就在4月14日，CNN驻白宫记者阿科斯塔在一档节目中表示，特朗普一直在寻找“分散注意力”的方式，而中国、奥巴马政府、媒体和世卫组织都是特朗普的“替罪羊”。“他指责所有人，除了他自己。”

3、特朗普正在摧毁美国

特朗普不同于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统。传统上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总统，总的看都具备理性的能力，都能重视证据与科学。当这种面向整个人类的战争发生的时候，当面对这种无法用肉眼看见的“敌人”的时候，当更需要理性与科学的时候，相信美国以前任何一位总统都能安静地坐下来，倾听美国传染病等各领域专家学者的意见，并综合分析各种意见后作出决策。

但特朗普不同，他凭着直觉作出决策，他认为自己不需要倾听那些专家的意见，他自己就是天才，以致有人归纳出“没有人比他更懂系列”，甚至在疫情这种他其实完全不懂的领域，他竟然公开表示，“每位医生都说，你怎么对病毒这么了解，也许我天生就懂。也许我应该从医，而不是竞选总统”。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听完他的这段讲话，无奈地说，“天啊，我们死定了。什么叫天生就懂新冠病毒。”面对病毒的袭击，美国竟然是特朗普这样一位总统在执政，这对美国人民是多么的残酷。

更加让人费解的是，美国共和党内也是人才荟萃，不乏具备理性能力的人。但为什么面对特朗普这样一位明显不称职的总统，尤其是在疫情期间明显给美国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如此重大损失的总统，不是共和党的理性约束和纠正了总统，而是总统的率性而为、荒诞无稽带偏了共和党。在共和党的纵容下，美国参众两院根本无法有效制约和影响总统，这才导致了美国在“病毒”这一敌人面前的溃败，才导致了美国付出巨大经济和生命代价的悲剧。

面对各国已经发生的针对中国“索赔”的起诉和控告，单纯批评、指责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十分荒谬是远远不够的。这些诉讼和控告背景复杂，有的是政治“甩锅”，有的是情绪表达，有的则是认真准备的法律行动。不论何种背景，既然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就应当认真研究这些诉讼和控告背后的相关法律问题以及相关策略。

1、在美国起诉中国的胜诉概率及目的

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易波正在美国加州洛杉矶从事中美比较法研究，他梳理了11位美国法学教授对美国密苏里州诉中国案件的公开观点。11位教授的共识是，美国法院基本不会受理这起案件。主要理由是：1、中国享有主权豁免，即使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规定了例外，但这种例外范围很窄，主要是针对主权国家的商业行为或者支持恐怖主义的行为。2、美国拒绝基于《国际卫生条例》产生的私权保护。密苏里州在起诉中国政府的诉状中提到了中国基于《国际卫生条例》第6.1条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义务，但美国在签署《国际卫生条例》的保留和理解声明中就明确，“该条例的规定不产生可在司法上强制执行的私权”。3、主权豁免本质上是外交权力，根据美国的宪法，外交政策是联邦政府的权力，主要权力在总统。4、美国也担心这种滥用主权管辖的例外会给美国国家利益带来损害。因为如果美国法院受理针对其他主权国家的诉讼，那在很多国家的法院也会产生针对美国的诉讼。

但问题是，在美国提起诉讼的律师和检察官都应该了解上述法律制度，那他们为什么还会提起这样的诉讼呢？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首先要清醒的是，尽管中美很多法学专家都认为，美国法院基本不会受理这起案件，但“基本”并不意味着“绝对”。所谓“基本”主要基于对美国以往法律和司法判例的分析，但美国在急剧变化中，美国法院有创设司法判例的权力，中国还是不要掉以轻心。

另外，更关键的是，诉讼不仅是一种主张权利的行为，诉讼还是一种宣传观点的极佳方式。站在更宏观的视角，诉讼从来都不只是目的，有时更是一种手段；诉讼不仅是解决纠纷的手段，更是向社会传播和强化观点的手段。正如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国际法教授金斯伯格接受采访时表示，最近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诉讼是面临11月大选的共和党领导人的一种政治目的，金斯伯格教授指出：“我们看到很多政治右翼人士关注中国问题，以掩盖美国政府自身的错误。”

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或者国际法院控告中国，如同发生在美国的诉讼，本身基本不会带来直接的经济赔偿后果。但疫情必将加快国际格局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否会给中国带来新的风险？这种国际“追责”行动将如何影响中国未来的国际角色以及国家形象？这些都是国家要正视的问题。

2、国际法治的困境

法治是迄今为止人类能够认识到的最佳治理方式，这不仅适用于具体某个国家，对国际社会也同样适用。我认为，法治的核心就是能否对强权进行约束，对普通人进行保护。从一个国家的法治而言，不仅要有效约束公权力滥用、大企业滥用影响力、流氓恶霸为非作歹，更要有效保护普通人尤其是弱势人群的各项权利。从国际法治而言，不仅要有效约束国家霸权、跨国公司滥用影响力以及各种跨国犯罪，更要保护弱小国家、弱势人群的权利。遗憾的是，不论在具体的很多国家，还是在国际治理体系中，法治都依然脆弱。

二战以后，美国主导建立了当前的国际秩序，美国也为此支付了大量的资金，美国直到现在都是联合国会费的最大贡献国。但遗憾的是，美国往往把国际治理体系以及国际法当成工具，自己是超越国际法的例外。即使在美国积极推动的人权领域，美国拒不批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针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等联合国核心人权公约，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唯一没有批准《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尤其是特朗普当选总统以后，更是明目张胆地奉行“美国利益优先”原则，肆意破坏国际秩序。他主导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伊核协议，针对海牙国际刑事法庭要调查美国和以色列战争罪、反人类罪等指控，竟公然威胁如果调查，就制裁国际法庭和法官；这次在全球抗击疫情的关键阶段，特朗普政府竟然启动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所以，是美国主导建立了“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当前也是美国公然藐视这种国际秩序。短短几年，美国严重消弱了国际法治的权威。

2018年5月8日，特朗普总统正式宣布美国将退出伊核协议，并将对伊朗实施最高级别制裁。

对一个国家而言，法治最大的挑战是约束公权力，尤其是“关键少数”，也就是那些掌握重大权力的官员。对国际法而言，法治最大的挑战是约束大国。只有大国、强国尊重国际法，愿意接受国际法治的约束，国际法才能真正具有权威。

3、中国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应对挑战

尽管中国也越来越强调法治建设，但在国际场合，在参与纷繁复杂的全球治理及国际纷争中，受到经验、观念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还并不擅长使用这种诉讼方法。中国企业、各种组织和个人不擅长提起类似诉讼，中国政府也缺乏应对这种诉讼的经验。这导致在各国发生针对中国的这类诉讼时，尽管法院驳回起诉是大概率事件，但如何避免案件被法院受理的小概率事件发生？在诉讼的过程中，各类原告最大限度利用了诉讼产生的社会关注，最大限度向社会表达了自身观点，中国如何应对这种局面？

不论是通过诉讼开启的法律索赔，还是通过向联合国机制提出的控告，在不同国家、组织或个人针对中国的“追责”行动中，中国还是要最大限度基于证据讲清事实。从科学的角度，目前还不能确认这种新冠病毒的最初来源，基于猜测或者抹黑的指责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从12月8日信息系统中登记第一起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到12月31日武汉发布第一个通报经历了23天时间，从12月31日第一批国家专家组介入到1月19日第三批专家组确认病毒危害共用了20天时间，也就是说从最早登记病例到最终确诊用了42天时间（两次计算12月31日的时间）。而后中国开启全面的疫情防控战争，用了52天时间战胜病毒，中国疫情进入“缓解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没有瞒报，而且与世界卫生组织充分合作，积极向国际社会介绍病毒危害及防控措施，应该说对发现、确诊、遏制“病毒”这一人类的共同敌人作出了重大贡献，不仅不应该受到指责、批评，而且应该受到肯定和尊敬。这一事实是必须要向国际社会充分说明的。

近些年来，中国越来越重视涉外法治工作，也越来越重视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但总的看，还主要是局限在经济贸易领域。在国际政治与人权领域，在疫情这种全球重大事件领域，国际上还主要是政府相对单一的声音。而政府的声音经常比较宏观，表达立场或态度的语言较多，缺乏对具体事实的描述以及详尽的论证，所以在传播效果方面面临挑战。既然国家已经充分认识到法治的重大意义，那就不仅应该继续深入推进中国国内的法治建设，也要积极参与、推动国际的法治建设，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应对基于疫情等问题引发的海外诉讼和控告。

因为疫情在海外针对中国提起的诉讼是法律问题，但也绝不仅仅是法律问题。这个问题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当前全球治理以及人类发展面临的困境。在思考这些“索赔”、“追责”的原因、后果、影响、对策的同时，也要直面当前全球治理的困境。

1、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

2020年春节期间，我再次认真学习了习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所做的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用两天时间精读了比尔盖茨2019年和2020年所发布的公开信，还看了他在哈佛与北大所做的演讲。2020年2月20日，习主席给盖茨先生回信对他支持中国抗击疫情表示感谢。从上述两人的言论中，我深深体会到，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有很多人在关注着人类的共同命运。

习主席在联合国的演讲中提出：“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霍金先生提出关于‘平行宇宙’的猜想，希望在地球之外找到第二个人类得以安身立命的星球。这个愿望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还是个未知数。到目前为止，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珍爱和呵护地球是人类的唯一选择。瑞士联邦大厦穹顶上刻着拉丁文铭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们要为当代人着想，还要为子孙后代负责。”

2月23日，我就习近平主席给盖茨回信表示感谢的一篇文章，点这里可以阅读原文

在2020年盖茨先生和妻子梅琳达女士的公开信中，夫妻二人回顾了过去20年他们基金会主要关注的两个领域：健康和教育，以及未来还要重点关注的两个领域：盖茨关注的重点是气候变化，妻子梅琳达关注的重点是性别平等。他们支持成立了世界疫苗联盟， 到2019年，疫苗联盟已经帮助7.6亿儿童注射疫苗，避免了1300万儿童死亡，它还带动更多的疫苗以更低的价格进入市场；2002年他们支持建立了另外一家机构：全球反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仅仅在2018年，在该机构资助的国家，就有1900万人接受了救命的艾滋病治疗。这次在全球抗击疫情的战争中，盖茨先生与特朗普的表现截然不同，从盖茨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

只有人们意识到人类的命运休戚与共，国家、企业以及各种组织之间才能真正有效地合作；只有人类意识到当前面临着诸多共性挑战，就如同当前仍在肆虐的新冠病毒，人类才能形成合力，去共同应对这种挑战。美国的敌人是病毒，不是中国。美国著名传染病专家福奇强调，“在我看来，我们将无法回避一个现实——这种病毒会卷土重来，甚至它永远不会消失。”人类与新冠病毒以及其他病毒等各种自然的、人为的灾难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未来形势可能更加严峻，这时最需要的就是人类的团结与合作。所以在此呼吁，世界各国摈弃分歧与偏见，集中精力去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

2、加快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

全球治理体系主要由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构成。在研究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时，我们也必须关注由各国政府、国内企业、社会组织等构成的国家治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国家治理体系决定着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进程及效果。尽管各国认识不同，但加快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却是基本共识。如何进行改革？当前改革面前的最大挑战是什么？相信这次已经在世界很多国家肆虐的新冠病毒必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进程。

当前国际社会对国家治理体系的划分是简陋的，往往只是简单地划分为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并以此为标准选边站队。但其实，这种简陋的划分掩盖了各个国家治理体系自身的优点和缺点。在所谓民主的治理模式下，不仅存在总统制、内阁制、君主立宪制、委员会制等多种不同的模式，也存在两党制、多党制等不同政党制度。作为最早发现并在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的中国，其国家治理体系有着怎样的优点？西方主要国家治理体系存在怎样的优点和缺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还有着怎样的不足？到了严肃认真地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另外还要看到的是，当前国际治理体系也存在各种缺陷。联合国在1945年成立，至今已经七十五年。受制于大国竞争以及复杂的决策程序，联合国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尽管联合国以及很多国家都在谈论改革，但改革进程步履维艰。在国际政府间组织以及有影响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中，高级官员以及大多数雇员来自发达国家。这次受到美国攻击的世界卫生组织，来自美国的雇员所占比例最高。已经获得经社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的5000多家社会组织中，美国就有1000多家，中国大陆只有40多家。如何应对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挑战？如何凝聚力量应对狡猾的新冠病毒？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明显力不从心。

3、自省是破解人类灾难的最终出路

人类是一种高级哺乳动物，其基因中存在倚强凌弱的生物本性；但人类又区别于一般动物，人类追求文明，希望仁、义、礼、智。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越来越多接受了教化的人们日益追求和谐、友爱、尊重、平等，但人类社会也培育出了贪婪、自私、虚伪、狡诈、狂妄的品性，前者是天使，后者是魔鬼，两者交错、混杂，构成了异彩纷呈的现实社会。

个性解放推动了科技发展，实现了人类最大程度的发展，同时也最大限度激发了人类欲望，这种欲望永无止境。伴随对无限欲望的追求与渴望，人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烦恼。2016年5月，根据媒体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抑郁症仅次于艾滋病、心脏病等，在全球十大疾病中位居第5位，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全球目前有3.5亿人患有抑郁症，全球抑郁症年患病率约为11%。

对欲望的无止境追求不仅导致人类更加痛苦，疾病增加，另一方面必然增加人类走向毁灭的风险。化学武器、核武器、病毒等交织在一起，人类面临空前的灾难风险。但自负、狭隘的人往往忽视这些风险，一些个人、组织或国家往往都还在为了所谓的个体利益勾心斗角。站在更开阔的时空视角来看，这些又是多么的幼稚浅薄。

2017年我在联合国举办了一场以“建设一个免于暴力的世界”的主题边会，我建议人类社会要培育一种自省文化，反省当前人类社会预防和处理暴力机制所存在的问题。近些年来我在各种不同场合呼吁自省文化。多年来世界流行的是批评和指责他人、希望去改变世界和他人，而不是率先反思和改变自己。只有正视自身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反省自身，才能消弭矛盾；相反，互相指责只能激化矛盾甚至互相伤害。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世界各国都需要认真的自省。在人类面临的众多共同挑战中，我们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我们是否能够摈弃传统的偏见和狭隘？我们是否能够为预防和减少灾难、为战胜新冠病毒采取共同行动？

2017年6月20日，我所在的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在联合国举办了一场以“建设一个免于暴力的世界”的主题边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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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佟丽华，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