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国科:捐赠电子票据送达个人,将成为公益捐赠税收制度改革的基础

4月11日,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支付宝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我送盲童一本书”公益项目,开出了首张个人捐赠电子发票。消息一出,立即在公益行业引起强烈反响,不少平日里被贴发票所累的公益小伙伴表示找到了救星,期望赶快被解救。

其实,早在2017年,财政部就曾下发文件,要求推进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逐步建立科学规范的新型财政票据监管体系。2018年11月,财政部再次发文,要求全面推行财政电子票据。作为财政电子票据的一部分,公益事业捐赠票据的电子化当然也势所必至。

说起人们对公益事业捐赠票据的电子化的期待,北京致诚社会组织矛盾调处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何国科的话让人颇有感触:“捐赠电子票据问题得到了解决,必将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迅速发展,对于日后我国公益捐赠税收制度改革有着重要的基础和价值。”

何国科

北京致诚社会组织矛盾调处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将引发行业链锁反应”

马广志:作为一名律师,你认为捐赠电子票据的解决,在法律上的意义是怎样的?

何国科:捐赠电子票据的法律效力跟纸质票据是一样的,在法律上并没有差异,所以捐赠电子票据推广,对于日后我国公益捐赠税收制度改革有着重要的基础和价值。

马广志:具体而言,你认为捐赠电子发票送达个人改善了传统纸质票据当中存在的哪些问题?

何国科:互联网的发展,公益捐赠人遍布世界各地。一般而言,捐赠人捐赠额度达不到200以上的,基金会不会为捐赠人送达捐赠票据,因为快递的成本就十几块钱,甚至几百块(跨洋快递)那么电子票据就完美的解决该问题。此外,也节约了纸张,有利于环保,也减少了基金会的办公成本。

马广志:对于捐赠人的便利和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何国科:是的。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它保障了捐赠人的权益,比如捐赠抵税的优惠办理。这样的举措尊重了捐赠人,捐赠人也会将捐赠票据通过社交平台展示,进一步影响更多的人来捐赠。尤其是小额捐赠人。

马广志:你预计,这一事件是否会引发连锁反应,更多的公益机构也会开发这样一套系统?

何国科:肯定会的。这个消息出来后,肯定会有一些慈善组织向向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或支付宝咨询、取经,也要这样做。当然,还需要地方财政部门的跟进。

马广志:对整个慈善公益事业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何国科:支付宝首张电子捐赠票据的开出,这个事情虽小,但是对慈善公益事业发展意义重大,对于规范捐赠票据管理,保障捐赠人权益,推动公众参与募捐捐赠,加强公益慈善的宣传,降低工作成本、完善慈善组织财务管理等方面都有很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众所周知,很多小额捐赠人参与捐赠,但很少能够得到捐赠票据,因为开具一张捐赠票据的成本可能更高,因为还涉及到快递等原因,那么很多捐赠人,就没有动力和需求拿到捐赠票据,那么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当中应该享受到的捐赠抵税的政策也就难以实现。而捐赠电子票据的送达个人手机终端,实现这些就变得非常容易,而且便捷、高效。

“有利于建立慈善组织公信力”

马广志:你提到,电子捐赠票据有助于完善慈善组织的财务管理?

何国科:是的。在行业内,人们往往对公益捐赠数据的统计,存在一定的质疑和不信任,因为统计环节有太多的变数和不可控的原因,那么电子发票对于完善慈善财务管理信息化起到了关键作用。

马广志:这对于打造公益机构的公信力也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

何国科:通过捐赠票据电子化送达个人,大数据方式可以保证公益捐赠数据真实性、也可以通过电子票据完善了信息公开,这样最有利于建立慈善组织的公信力。

马广志:你如何评估捐赠票据电子化送达个人所带来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何国科:从经济效益上讲,它降低了基金会的工作成本,对慈善财产实现更加高效、节约的使用,减少流通环节,完善慈善组织财务管理,有利于全社会公益捐赠数额的统计。

从社会效益上看,它保障了捐赠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公益的宣传和推广,鼓励和推动捐赠的发生。

马广志:是否也会催生出捐赠资金管理一种新生态?

何国科:这种生态就是公益事业的电子化、互联网化以及数据化。

马广志:那接下来,捐赠电子票据的大规模推广应用将有哪些可预见的挑战?如何解决?

何国科:核心在地方财政部门落地实施,对接工作。财政票据电子化,是历史发展潮流,2018年11月6日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全面推开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的通知》通知里面,明确提到财政电子票据改革,是深化放管服改革部署,贯彻互联网+政务服务要求,保障个人所得税改革顺利实施,提升财政票据监管效能有重大价值。

通知也要求财政电子票据原则上使用财政部统一开发建设的财政电子票据管理系统。地方财政部门如何做好对接,才能实现全国财政电子票据一站式查询,真伪查验和报销入账?这个是目前试点的挑战,还需要进一步总结经验和完善。目前北京、深圳、四川出台了地方的财政电子票据改革试点方案,相信不久将来,财政电子票据可以全国推开。